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線生活讓人們的工作和互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便是，人們越來越多使用Zoom 和其他視訊會議APP 取代了面對面交流。這一改變產生了一個副作用 —— 無處不在的身體疲勞，即 「Zoom 疲勞」。
事實上，幾十年前的電腦革命，已經為這種改變奏響序曲。
一封談論這種傷痛的信
1980 年末，紐澤西州的Henry Getson 寫信他最喜歡的電腦愛好者雜誌Softalk。信中，他稱自己是一名電腦的 「高階玩家」，自己最近買了一台個人電腦，剛剛開始學習程式設計，並對Softalk 的行文風格和淺顯易懂的文章表示讚賞。
在一片讚美之中，他的信以一個簡短的問題結束:「請問你們有推薦什麼治療眼睛疲勞的藥嗎？」
Softalk 的編輯們清楚地知道Getson 的意思，並對這個 「許多電腦專家都面臨的問題」 做出了詳盡的回應。
他們寫道:「用溫水浸濕毛巾，然後貼在眼睛上幾分鐘，可以緩解疼痛。」 在以後的幾期中，其他讀者則主動提出了自己的應對眼睛疲勞的建議。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讀者建議Getson 用一塊覆蓋著 「汽車商店裡能找到的防曬材料」 的有機玻璃來改裝螢幕。另一位來自加州馬里布的讀者建議在螢幕上貼上淺綠色的戲劇用凝膠片。
Getson 最終選擇了何種方式緩解他的眼睛疲勞，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多種選擇。
20 世紀80 年代，所有的電腦早期使用者都像Getson 一樣，發現了使用電腦會帶來諸多的傷害。
事實證明，螢幕會導致眼睛疲勞。或者，更準確地說：與電腦生活在一起常常會使眼睛疲勞。眼睛疲勞是光、玻璃、塑膠、顏色和周圍環境的其他特性之間自然相互作用的體現。
當頭頂照明或日光從使用者背後投射到CRT 螢幕時，結果會在螢幕的鏡面表面上產生眩光或反射。最適合20 世紀的文書工作、會計、閱讀以及所有傳統的辦公室工作的頭頂照明開始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照明問題。當使用者坐在電腦螢幕的黑色螢幕前時，這些問題會對人的視覺產生負面影響。
在我們的媒體互動歷史上，坐著看電腦螢幕對人體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
看電視時距離較遠所以不需要太多互動，而使用電腦則需要短時間的焦距調整和重複的眼部運動。長期以來，人們看電視時可以調整各種姿勢、座位類型以及與螢幕之間的距離，而在使用個人電腦時，通常需要與螢幕之間的距離不超過2-3 英尺，因為使用者需要伸出手臂來使用鍵盤或滑鼠。
在20 世紀90 年代到21 世紀初，隨著桌上型電腦越來越多地進入美國家庭，Getson 所經歷的這種痛苦是所有電腦使用者所獨有的。
40 年後，對於那些工作或學習都圍繞著電腦的人來說，起初只是抱怨眼睛疲勞，現在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遠端工作的需求迫使我們不斷地適應使用電腦帶來的各種病痛。現在，電腦對我們的身體健康，甚至對我們的精神健康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做各種辦公室健身操、調整螢幕、砸重金在螢幕和人體工學椅上，甚至在辦公室裡配備電動辦公桌……
整個行業的利潤都壓在了我們逐漸彎曲的背上，而理療師則在盡最大努力阻止我們身體的功能障礙。
然而，這些充其量只是部分措施，那些負擔不起廣泛醫療干預或昂貴家具的人只能擠在普通桌子上，簡單製作一個臨時的筆記型電腦支架。
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的身體根本就不該這樣工作。
從身體疼痛的角度來思考電腦歷史
當然，在上世紀70 年代末第一台消費級個人電腦問世之前，與電腦相關的痛苦就已經存在了。
眾所周知，中世紀的大型和小型電腦能耗高、散熱需求大，磁帶驅動器旋轉、電傳打字機和電傳列印機會發出噪音，對聽覺系統造成壓力。
考慮到在20 世紀70 年代之前直接從事電腦安裝工作的人數比例很小，這些訊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傳聞。
然而， 1969 年11 月23 日《紐約時報》的一篇題為《噪音是死亡的緩慢動因》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少量證據。這篇文章把 「電腦、打字機和印表機噪音」 列為污染紐約市噪音的一小部分。1970 年夏天，電腦雜誌Datamation 報導說，國家標準局發布了一份關於聽力損失和電腦部門的報告。
然而，正如我們從Getson 以及後續對人為因素的研究中所看到的，當電腦系統在20 世紀70 年代開始與CRT 螢幕融合時，健康問題的焦點從聽覺轉向了視覺。
所謂的「玻璃電傳打字機」、「電傳終端機」、「啞終端」（因為它們本身幾乎沒有處理能力） 等，以容易眩光的螢幕上模糊的解析度取代紙上清晰的文字，加劇了眼睛的健康問題。
隨著微處理器的出現，早期的微型電腦設計人員開始嘗試將中央處理單元、螢幕和鍵盤融合為單一消費品。
1976年Steve Wozniak的Apple 1電路板是最早製造的將影像顯示連接器作為電腦設計一部分的微型電腦之一，同年發布的Processor Technology 的SOL-20 也是如此。
雖然Apple 1 的購買價格中不包括配備螢幕或鍵盤，但與Altair 8800 等以前的業餘電腦系統相比，將此類外接設備的連接器內建到主機板中這一事實是一項技術創新。
SOL-20 則包含了一個鍵盤，鍵盤由金屬和木頭外殼製成。這些微型電腦有時被稱為 「終端電腦」 或 「智慧型終端」。
到1977 年，第一波真正主流的消費級微型電腦Apple II、TRS-80 和Commodore PET 的同時發布，鍵盤和螢幕作為中央計算單元的基本外接裝置已經成為了標準配備。
到了1970 年代末，電腦被搬上了辦公桌，人們的使用姿勢也開始固定：推動滑鼠、彎曲手腕敲打鍵盤、盯著螢幕。20 世紀80 年代，隨著桌上型電腦和網路終端在辦公室、學校和家庭的普及，慢性疼痛成為了使用者們意想不到的後遺症：手腕疼痛、視力問題和背部疼痛呈指數級增長。
儘管Getson 的小問題很容易被電腦雜誌上的數百封信件和文章所忽略，但 「眼睛疲勞」 問題為描繪20 世紀晚期西方世界電腦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
從電腦帶來的痛苦角度來思考電腦的歷史，就是要把身體、使用者和行為置於硬體、軟體和發明者之上。
這種觀點要求電腦歷史與一個超越電腦本身魅力的世界，與物質文化、設計歷史、工作場所學問、休閒研究相交織。
對於所有那些 「眼睛疲勞」 的電腦使用者來說，電腦文化並不只是發生在螢幕上或電腦機箱裡，而是發生在其他任何地方：鍵盤、電視、操縱桿、桌子、辦公室、廚房、桌子、床、手、眼鏡、燈泡、窗戶、支架、電湧保護器、電源等等。
記錄電腦帶來的健康問題
1981 年，《人為因素》雜誌發表了一整期關於工作場所的電腦健康問題的文章，指出 「使用電腦螢幕的人員數量很大，而且正在迅速增加。」
在20 世紀80 年代之前，電腦終端從未在消費群體中廣泛流通過，因此產生了這樣的抱怨。這篇研究論文為了解那些第一次接觸到辦公室電腦的人員提供了一扇及時的窗口。
研究論文 「電腦操作中的健康投訴和工作壓力調查」，關注的重點是健康投訴和電腦顯示終端在文書工作中的使用。
為了進行分析，研究人員對幾家使用電腦顯示終端的公司的 「專家」 和 「文職人員」 進行了採訪，並向他們分發了問卷。
為了產生對照組，研究人員向從事相同類型工作但使用打字機和傳統手動完成索引的人員分發了相同的問卷，並進行了訪談。
除了收集基本的人口統計數據和提出一系列與工作壓力相關的問題外，問卷還要求參與者記錄詳盡的視覺、肌肉骨骼和情緒健康問題。在此次報告中，47% 是女性。除了專業的白領VDT 員工之外，在文職人員中，女性佔67%。此外，VDT 文職人員中的有色人種女性比例過高（佔所有報告人口數據的文職人員的46%）。「專家」 和文職人員之間的區別很明顯，因為文職人員對他們所做的工作類型或在終端上的時間管理的控制較少。
在分析數據時，研究人員發現 「與使用VDT 的對照受試者和專業人員相比， VDT 操作員表現出更高水準的視覺、肌肉骨骼和情緒健康問題，以及更高的工作壓力水準。」
在電腦終端辦公的文職人員中，每一類健康投訴 —— 從昏厥到胃痛，從頸部壓力到手部抽筋，其投訴的百分比都在上升，數量通常是兩倍、三倍或四倍。
「影像顯示終端的健康投訴和工作壓力調查」的表8，記錄了使用vdts 的文職人員的健康投訴顯著增加
視力模糊、眼睛疲勞佔樣本比例的70% 到90%，而文職人員和對照組之間的一些明顯差異，如色覺的改變或手腕僵硬、酸痛，則是在電腦終端使用中軟性重複產生影響的明顯指標。
作為對自己的勞動自主程度最低的勞動者，一些女性發現自己最直接地受到電腦技術的負面影響。
社會科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還記錄了健康投訴和壓力的另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
評估坐在電腦前的文職人員和那些傳統方式完成任務的工作人員的壓力水準和工作滿意度時，研究人員發現，使用電腦的文職人員比起那些用傳統方式完成相同工作的人，更容易感到單調、疲勞，並對工作普遍不滿。
正如他們所說，「電腦操作員報告的壓力問題不僅與觀看螢幕有關，而且與整個顯示工作系統有關。」 由於從事枯燥、重複的工作，這些文職人員報告說 「工作投入程度和工作自主性都很低」，而且感覺自己對工作要求幾乎沒有控制。對於那些被迫使用電腦做文書工作的婦女來說，問題不僅僅是電腦，而是電腦的所謂生產力降低了她們對工作的滿意度。
但是，究竟是什麼讓電腦對工作造成瞭如此大的傷害呢？
這個問題等到1988 年Shoshana Zuboff 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專著《智能機器的時代：工作與權力的未來》（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之後，才找到答案。這本專著講述了上世紀80 年代早期電腦在工作環境中的使用所帶來的影響。
Zuboff 的調查，揭示了伴隨電腦進入工作場所而產生的心理和生理成本。在書的第四章中，Zuboff 記錄了她花時間觀察的兩個行政辦公場所，在那裡電腦剛剛被整合進文書工作實踐中。
Zuboff 沒有提供她的研究中員工的數量統計，但她確實注意到，這些人主要是女性。
在電腦終端出現之前，這些女性與她們處理的工作有著非常實質性的關係。
她們檢索實際的文件，填寫紙本文件；他們在文件櫃之間來回移動文件夾、手動更新文件、留便條紙；根據對客戶的個人了解，積累的工作經驗，並透過與同事和經理的協商來處理這些錯綜複雜的文件。電腦終端走上桌面，簡化並加快了這些工人的工作，也消除了與工作相關的所有小身體習慣 —— 走動、交談、整理文件、個性化註釋等。
但在努力透過無紙化辦公來 「簡化」 這些例行程序的過程中，Zuboff 發現，使用電腦最終會消除職員的實際知識基礎。
突然間，對客戶帳戶進行更改意味著只需照電腦本身限制的順序輸入資料。工作變成了一個填空的過程。
在工作中，沒有地方可以讓職員體驗決策的過程。Zuboff 觀察到的是，隨著對工作的智力投入減少，專注和注意力的必要性就增加了。電腦所做的是使工作變為例行公事，而且如此無聊，如此無腦，文職人員不得不努力使自己能夠專注於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種從知識應用到注意力應用的工作轉變，對文職人員自身產生了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影響。
Zuboff 透過讓工作人員在使用電腦前和使用電腦後畫出自己在工作時的樣子來追蹤這一損失的程度。在他們簡單的線條和鮮明的對比中體現了一種恐懼。
這些員工稱自己在電腦出現之前是快樂的，而且經常有其他人陪伴。
電腦帶給他們的是一種淒涼，畫面中，只有一名只看得見後腦勺的工人，髮際線已經後移，畫面中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
其中一幅畫還配上了文字:「不許說話、不許看、不許走。我嘴被塞住，眼睛上有眼罩，胳膊上有鍊子。輻射讓我掉了頭髮。完成工作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放棄自由。」 桌子的一邊是工作效率表。
另一幅畫描繪的是一個穿著條紋囚服的工人。電話鈴聲在桌子上響起，花瓶裡的一朵花耷拉在電腦旁邊。日曆是空的，她的主管在上面看著。面前貼著標語 ——「保持效率」，表明了工作對效率的重視，而這正是對文職人員們的要求。
這些圖像揭示了電腦進入辦公室的核心：效率、生產力和自動化的老一套。如果電腦能夠改變工人能夠處理的數據量，那麼另一個會影響獲利能力的就是人體本身的生理限制。
解決電腦帶來的痛苦
要繼續保持獲利，就意味著要找到減輕、緩解和解決使用者不斷增加的身體疼痛的方法。
從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開始，人體工程學、人為因素和身體健康方面的專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桌上型電腦的使用。
《Zap!》等書的出版證明了這一點。《電腦如何傷害你的身體以及你能做些什麼》，這本書則將辦公室或家庭辦公室呈現為一個生態，在這個生態中，必須無休止地操縱螢幕、鍵盤、燈光、椅子、空氣品質和工作時間表之間的關係，然後獲得一個更安全的電腦 「完美工作站」。
即使是身體健康專家也能從美國對員工身體問題的關注中獲利。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Denise Austin 在上世紀80 年代末寫的《高科技自動化辦公室員工健身指南》。
Austin 是一位深受歡迎的健身人士，在ESPN 上有一個健身節目，他推廣了一個完整的企業健身計劃，為此，紐約州圖書館和Denise Austin 健身系統合作出版了這本免費的指導手冊，作為政府在工作場所人體工程學方面的資源，同時也是一個行銷策略。
Austin 以及她的指導手冊扮演的角色，是為了激勵讀者，指導 「高科技自動化辦公人員」 如何減少緊張和神經疲勞。
Austin 身穿粗花呢裙子坐在椅子上，活動著肩膀、手臂、手腕、手、腰、背、腿、腳踝、腳，所有姿勢都很誇張。
詭異的是，Austin 從不站立，因為雇主不希望看到工人們在走向飲水機的路上伸展腿腳的畫面。在Austin 的女性鍛煉指南中，我們想起了Zuboff 研究中的女性：強調不中斷、不佔用空間，保持連續工作的可能性。當然，她們最後還要給自己一個擁抱，「抱抱你自己！」。
我們都知道這樣得到指導手冊是為誰而寫。
正如Zuboff 在她的人種學工作中所記錄的那樣，電腦進入辦公室通常是自動化文書工作、女性化勞動（如數據輸入和文字處理）的一部分。此外，打字是使用電腦的先決技能，在整個20 世紀，打字一直是文書工作的領域；打字是一項在學校裡專門針對女性的技能，並不是教給男性的（所以早期男性都是使用食指像小雞啄米一樣一個字一個字打）。
打字基本上被視為秘書工作，而不是男性經理或高管應該在電腦上做的事情。
正如Paul Atkinson 和Jesse Adams Stein 等電腦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 20 世紀80 年代人們對性別職業角色存在焦慮：女性在電腦上打字，而男性則越過女性的肩膀指著螢幕，或者僅僅是在辦公桌電腦前擺出某個姿勢。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末滑鼠進入主流，這些緊張局勢才開始緩和。男性主管只要用滑鼠就可以操作電腦。
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身體和機器之間的連續劇，它曾經具有獨特的性別特徵，隨著 「劇情」 發展，參與範圍已經蔓延至廣大民眾。也許自從汽車問世以來，還沒有一項技術能夠如此重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自己的身體，而這些轉變仍在上演，人們不斷地感受到這一點帶來的代價。
緩解疼痛，又成為一種產業
就像Denise Austin 的辦公室健身計劃一樣，人們通常也會採取許多干預措施保持身體健康，而不會使自己成為工作場所的負擔，降低生產力。
這些痛苦又養活了全新的產業：站立辦公桌、步行辦公桌、可調節鍵盤和各種各樣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滑鼠等等。
疲憊的身體是語音辨識軟體的福音（這整篇文章都是用語音辨識軟體寫的）。我們也在探索辦公桌之外的可能。YouTube 上最受歡迎的瑜伽名人之一Adriene Mishler 提供了多個類似Austin 的影片，其中包括 「座位上的瑜伽」、「辦公室休息瑜伽」 和 「文員頸（text neck）瑜伽」。
類似的話題在許多YouTube 頻道中很流行，從AskDoctorJo 和ModernHealthMonk 這樣的中層健康人士，到Mayo 診所這樣的老牌機構。這些影片多是在疫情前製作的，這一事實說明，在家工作的各種疲憊，根本原因早在我們需要打視訊電話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長期以來，這些辦公瑜伽已經成為工作過程中的關鍵部分，用員工離線、下班時間來修復工作所造成的身體損害。
隨著 「文員頸」 成為一種新的疾病出現，電腦技術並沒有停止以新的方式使我們屈服。
在Google 上搜尋 「文員頸」 一詞，可以找到一系列準醫療建議網站的連結，包括physio-pedia.org、healthline.com 和spine-health.com。文員頸研究所（似乎是佛羅里達州種植園的一個醫生辦公室）早在2015 年就將文員頸確定為 「全球流行病」。
如今，在使用者身體健康和個人電腦的博弈中，又有新的角色加入 —— 智慧型手機。
所以，下次當你經歷 「眼睛疲勞」、手腕刺痛、脖子抽筋，甚至文員頸的刺痛時，就讓它作為一個提醒：科技的功能有沒有讓生活變得更輕鬆，還是只是以新的方式讓我們複雜化？
與電腦有關的痛苦，以及人類為減輕痛苦、管理痛苦和與之博弈所付出的驚人努力，為電腦如何成為個人問題提供了一條線索。
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工作場所還是在家中，電腦的引入都是歷史性的，它圍繞我們的身體周圍，塑造了一種文化氛圍。我們應該好好思考Getson 的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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