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大封鎖」也是一次「大重置」。成千上萬的企業家選擇成為數位遊民，他們離開了舊金山，來到哥斯大黎加，離開波士頓，來到巴厘島。但對於數以百萬計的外籍職業人士、建築工人和學生來說，他們只是回到了家鄉，而且不確定自己是否會再次到國外生活。
2929年國際移民幾乎被凍結。2019年是人口流動的一個高峰：國際旅行者達到15億，出國定居的人口達到了3億多。這些是很難達成的，尤其是在過去一個世紀簽證極度官僚化的背景下，人口流動能達到這一數字是非常難得的。
護照的起源與其說是排外和限制人口流入，不如說是一種簡單的放任通行證：一種安全通行的請求。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回到一個護照不代表你是誰，而只是能表明你身份的時代呢？
大封鎖讓我們認識到，流動性對全球供應鏈和個人生計是多麼重要。可悲的是，它也讓我們看到，我們在協調這種流動性方面是多麼糟糕。在疫情開始以來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各國繼續單方面發布旅行禁令和疫苗證書，而這些證書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護照變得那麼無力，人們都不知道自己在新的一天來臨時能進入哪個國家。根據旅遊研究公司Skift分析的資料，2021年9月的旅遊限制比2020年9月更為嚴格。
我相信，對國際流動性的監管和調節將是未來最重要的事情。事實上，儘管疫情的限制措施仍束縛著數十億人，但我們不難發現，在未來幾十年裡，有許多事情在威脅著人類的安全：政治動盪（想想來自阿富汗、敘利亞或委內瑞拉的難民）；人口失衡（北美、歐洲和東北亞開發國家勞動力嚴重短缺）；還有氣候變化（人們逃離洪水、乾旱和海平面上升），這只是幾個例子。我們只在領事館裡坐而論道是於事無補的。
疫情為世界的轉變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讓我們提前設計下一個移民制度——一個更適合尋求政治、社會和/或生態穩定的全球人口制度。但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接受區塊鏈技術和生物辨識技術，它們結合在一起將為人口流動創造一個去中心化的全球平臺。
大封鎖是人類歷史上最協調的全球行動。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機遇，以和平和可持續的方式實現下一次大遷徙。
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一個全球護照應用程式
數位身份的興起是實現後護照時代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國民身份證在歐洲已經普及了幾十年。在21世紀初，愛沙尼亞已經向公民發放了一張獨特的SIM卡，以便透過手機使用政府服務（包括投票），最終透過應用程式改為「智慧型身份證」。如今，新加坡的SingPass取代了國民身份證，居民可以憑藉它存取政府入口網站或開立銀行帳戶。中國這個擁有10億使用者的大國也正在朝這方面努力，騰訊和微信推出了一款虛擬身份APP，用臉部辨識取代實體身份證，政務和商業服務均認可這一虛擬身份。印度的aadhar項目向99%的成年人發放了UID （unique identifier）卡——將一個人的12位UID與註冊的手機號碼聯繫起來，進而實現無現金銀行業務和即時補貼支付。
由於行動電話和數位身份的結合，數十億沒有銀行帳戶的人現在都有了銀行帳戶。為什麼在旅遊上不這樣做呢？擁有一個全球護照應用程式代表著全球流動的一個飛躍，這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想像一下，如果每個想要全球護照的人都得到了手機和數位身份，並可以將必要的旅行相關資訊上傳到基於區塊鏈的移動錢包中以獲得許可。誰將從這樣一個系統中受益？答案是：幾乎所有人。
即使是富人也無法隨意去旅行。在疫情激增期間，美國護照的國際接受度急劇下降，降至僅被36個國家接受的最低水準。加拿大（甚至墨西哥）聲稱他們需要一堵牆來阻止被感染的美國人。無論我們的健康狀況如何，為了避免因公民身份而受到懲罰，我們應該想要一個透過附加資料來區分我們自己的系統。
既然我們已經為數十億人提供了手機和數位身份，我們如何為他們提供無紙化護照呢？（畢竟，愛沙尼亞擁有這種能力已經很多年了，但在數位化旅行的舞池中卻一直沒有同行者。孤掌難鳴。）無論是好是壞，政府發放入境簽證所要求的部分內容已經存在國家資料庫中，如身份驗證、住址證明、犯罪記錄和疫苗證明。
許多政府要求提供機票、行程、居住證明、教育記錄、財務報表和社群媒體帳戶資料——這些都是建立公共事業帳戶和工作申請所需的資訊。航空公司已經收集了與旅行相關的資料，並透過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等協會和邊境機構與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共用這些資料。健康通行證協作會已經制定了二維碼健康認證的技術標準。
因此，護照應用程式或移動錢包所需的基本資訊已經可以以數位形式獲得，儘管這些資訊存在於支離破碎的國家或企業資料庫中。
下一步是完全繞過繁瑣的公證人印章和文件上的原簽名，支援區塊鏈驗證。這將防止國家政府成為這些個人資料的唯一儲存庫，進而單方面授予或拒絕旅行的權利。相反，該應用程式可以在區塊鏈上儲存必要的資訊，使用者可以共用旅行票、簽證申請或工作和居留許可所需的特定內容。
在世界各地，人們已經採用了電子錢包，它可以存放從數位現金、加密貨幣到電動汽車共用帳戶等各種東西。旅行協定將是一個彙集既有資料的交換所：國民身份證號碼、指紋、銀行對帳單、犯罪記錄、工作記錄、旅行日誌、健康狀況等等，而個別有差異的規定和要求也可以簡單化處理。每個國家真的需要不同尺寸的護照照片和背景顏色嗎？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海關機構和預訂網站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並同樣主張在必要時共用可選擇的旅客資料儲存庫，以便快速審批。疫情加速了這一議程，許多國家不再在領事館前排長隊，而是建立了線上簽證處理常式。
請記住，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它們的企業都需要遊客、商人和必要的工人——但前技術時代的官僚主義扼殺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重要的不是國籍，我們將不必再糾結這個人是玻利維亞人，奈及利亞人，還是越南人，而是看這個人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準確的資訊來獲得入境。這樣一個體系可以解放數十億的工人，讓工人自由流動起來，而不受國籍和其他非必要內容的限制。正如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所指出的，公民身份是一種懲罰或負擔，是根據出生地點任意分配的。然而，這些地區擁有數十個富裕國家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無論是農民、建築工人還是護士。透過將流動性與國籍分離，來自貧窮或戰爭國家的人們將不受偏見。
未來的護照應該基於技能和健康，而不是國籍。
移民的實用主義和常識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為最需要的數十億人提供機會。建築工人、農民和護士已經習慣了季節性或每隔幾年就會改變地理位置。他們遵循供求規律——我們的移民制度應該使數十億人都能這樣做。我們應該為未來做好準備，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人們會有很多份工作，經常搬家，而不是一輩子只做一兩個工作或搬一兩次家。
未來的工作將是全球性的。雖然封鎖佔據了新聞頭條，但現實表明，各國都在積極招兵買馬以緩解勞動力的短缺，一場爭奪年輕人才的全面戰爭正在展開。一些國家已經建立了強有力的技能合作夥伴關係。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門斯（Michael Clemens）所建議的那樣，明智的下一步應該是在本國開展培訓，向潛在移民傳授技能，並加深與目標國的聯繫。「智慧國家」無需焦急地等待政府批准學生簽證，只需上傳錄取通知書即可發放數位學生簽證，進而吸引更多的外國學生。
數位身份辨識可以規避不必要的官僚主義，對國家公民身份來說，這既不是競爭對手，也不是威脅。國家公民身份賦予人們土地所有權、投票權、法律保護的權利，以及從服役到納稅的義務。然而，對於政府來說，這可能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方法來篩選誰可以進入本國，誰可以走出國門——包括一些出於國家安全原因的本國公民。
目前各國均採取一定的措施限制和約束人口的流動，但我們可以透過簽訂新的旅行協定來促進人員的流動。在應用程式中添加護照，在區塊鏈中添加重要資料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現在，正是建立這一機制的良機，它賦予而不是約束數十億個人的自由流動權，這樣一來，無論是在獲取人才還是其他方面都會使整個世界受益。這也是一個為大規模移民時代做數位化準備的機會，在這個時代裡，數億人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在不斷地、不可預測地、多方向地流動。
人類有能力更好地管理跨境流動，而由技術支持的有序流動是我們抵禦波動的最佳保障。當下一次危機到來時，我們會慶倖我們擁有這個管理跨境流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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