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時代中，情報工作早已不再是受過專業訓練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間諜們才能勝任的，它似乎變得無處不在、草木皆兵。
情報是國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歷史學家H.Keith Melton梅爾頓將獲取情報的間諜，稱為「陰影中的觀察者，國家城牆上看不見的哨兵」。
可以說，間諜的歷史就和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早在西元前3000前左右，就出現了有利於竊聽的建築結構，在宮殿中設計一個錐形通風管道，進而偷聽其他房間的對話。
從IC到人工智慧，從微點相機到間諜軟體，窺探與情報技術的背後，是一場國家之間的科技較量。
冷戰時代，陰影中的觀察者
戰爭歲月中，間諜工作十分重要，所使用的工具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監聽監控工具。
間諜的頭號任務，就是依靠他們的機智或狡猾，透過監聽/監控設備來掌握盡可能多的情報。當然，電影中神乎其神的間諜們所使用的，集透視監聽殺人放火攻防一體的設備都是虛構，歷史上真正出現的電子監控技術，往往有以下特徵：
1.微型化，以便被隱蔽地安裝在固定位置（如牆壁、地毯、書櫃下）。
20世紀40年代後期，電子技術的創新，尤其是IC的發展，使得Detectifone這類聲音竊聽設備，變得更加微型化，很容易隱藏在各種位置收集各種輕微的聲音，並透過電線將其傳輸到接收端。1960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曾透露，十年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國家印章內一直有監聽設備。
2.仿生化，很多監聽設備都能模仿其他物品的外觀進行巧妙的偽裝。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曾創造出足夠小、足夠輕的相機，可以綁在鴿子的胸部，讓這種遍布在城市中的鳥類成為間諜裝備的載體，與飛機和衛星相比，鴿子飛得更低，可以傳回更加詳細的照片。
女性間諜還擁有一種化妝粉餅，透過將鏡子傾斜到一定的角度，來顯示編碼資訊。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情報人員又將仿生監控設備提升到了新的水準，將一個裝置巧妙地藏在莫斯科郊外樹林的人造樹樁中，以攔截蘇聯導彈基地的通訊訊號，這些訊號會被傳送到上方的衛星中然後發送到美國網站。「樹樁蟲」能夠透過太陽能充電來連續運行，避免了更換電池的危險操作。
3.視覺化，微點相機帶來更豐富直觀的情報資訊。
二戰期間，幾乎每個情報機構都開發了自己的微型相機，比如蘇聯的巔峰之作是鈕扣相機，它可以被穿在任何服裝/戒指甚至牙齒上，整合了高品質的MP4錄影機和SD卡錄音，有很大的記憶體容量和電池壽命。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德國史塔西間諜也曾使用著名的公事包相機，在低光照條件下用紅外線拍攝照片。更厲害的直接將相機搭載在隱形飛機上，躲避敵人防空系統的同時收集情報，比如美國洛克希德公司設計的OXCART偵察機，就在越南戰爭期間為美國軍事行動提供了關鍵情報。
第二類，情報傳遞工具。
僅觀察和採集情報還不夠，這些重要的情報還需要以可靠地方式傳遞給隊友。一種資訊傳遞採用的是傳統方式，即隱蔽的偽裝。比如英美兩國的情報機構將地圖放在撲克牌中間。浸泡一會兒，牌便會分裂，露出裡面的地圖。
另一種則是基於當時最先進的電子通訊，進行消息編碼與收發。1955年英國設計推出的Mk.123，幾乎是上個世紀間諜界的中流砥柱。
這台無線電裝置由一個中央PSU，一個左側接收器和一個右側發射器組成，全部安裝在鋁製底板上，可以被放置在木箱或手提箱中，由IC驅動來傳遞加密的摩斯密碼。1978年11月，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示威者襲擊，所有電力和通訊線路被切斷，就是由一個工作人員透過一台Mk.123間諜套裝來緊急通知英國政府的。
間諜人員需要的第三類工具則是殺傷性武器，在必要時進行攻擊。
比較強悍的有爆炸類武器，比如著名的「煤魚雷」，由美國邦聯特勤局的湯瑪士‧艾奇沃思‧考特尼發明，將一枚炸彈偽裝成一塊煤的形狀，摻雜到運輸工具的煤箱裡，可以引起爆炸，專門用來襲擊火車和船隻，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發明之一。
當然，KGB間諜也絕不認輸，發明了另一個頗具浪漫色彩的武器——「死亡之吻」，將一把4.5毫米火器藏在口紅管身內，握住底座並將「槍管」旋轉四分之一即可發射，不會引起敵方的懷疑。
還有一種隱蔽的生化類武器，比如1942年PROJECT Capricious計畫，就希望將病毒混合到山羊糞便中，使得敵方軍隊發生感染。抑或是將雌激素引入希特勒的食物中，希望消除他最具象徵的鬍子，進而削弱納粹的士氣。
不難發現，二戰及冷戰時期，間諜工作中的殺傷性武器更多是取巧和改造，核心還是監聽/監控等竊聽設備，並極大地推動了電子技術的進步，美國的IC產業也是在這一時期飛速發展起來的。
著名的半導體公司德州儀器、快捷半導體，都在二戰期間承接了不少美國國防部的電子產品合同，進而崛起成為IC產業的先驅者。
可以說，沒有應用於情報工作的電子監控技術，就沒有今天的電子通訊產業。
資訊時代，無處不在的監控
當時間來到資訊時代，正如電腦從美國軍方流入千家萬戶一樣，間諜設備也開始從戰爭場景向社會各界傳播，進而出現了新的變化。
首先，在用途上，間諜設備不只被用來獲取國家情報，還被用來獲取個人機密和商業競爭。
電子監聽設備成為專業竊聽者的首選調查工具，私人偵探、報紙媒體、個人等都可以輕鬆且低成本地買到這些設備。當時的新聞報導顯示，在美國的主要城市，多達三分之一的離婚案件中，涉及被隱藏麥克風截獲的對話；五分之一的企業購買了頂級音訊監控設備，以便監視競爭對手。
其次，在技術上，電腦和網際網路的興起也催生了間諜軟體，可以更廣泛地收集情報。
只要情報機構願意，民眾在網路上的所作所為幾乎都是透明的，比如透過USB連接埠、鍵盤電纜，就可以監視對方造訪過的任何網站。著名的棱鏡計畫（PRISM），就是由美國國家安全局在2007年發起的電子監聽計畫，能夠從電子郵件、視訊和語音交談、社群網路等數位痕跡中收集情報，Microsoft、Yahoo!、Google、Apple等網際網路巨頭皆參與其中。史諾登公佈的機密文檔顯示，「棱鏡」專案將會監控所有美國人的電話和電子郵件。
因此，在倫理上，隨著冷戰結束和民眾對正常生活的期待，美國國家安全局不斷擴大監聽範圍已經有悖常理，開始讓情報工作捲入爭議。
2006年，《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就披露了美國政府秘密監控銀行轉帳資訊的消息，認為這違反了隱私方面的法案。就連一些虛構的獲取情報的影視情節，比如美劇《24小時》中傑克‧鮑爾「不惜一切代價」的審訊方法，也被認為是一種酷刑，遭到了大量反對。
總的來說，隨著時間推進到和平年代，間諜工作越來越像一把雙面刃。
資訊技術賦予了間諜工作更高的便捷度，也由此導致了擴大化的情報收集範圍。原本窺視著敵軍的眼睛，開始絲絲縷縷地蔓延到普通民眾身上。這時候，窺探手段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開始受到質疑和約束。
行動時代，重新想像情報
如果說資訊時代的情報工作，是國家機構和專業人員對「有價值、難獲取的資訊的處心積慮」，那麼行動智慧的技術背景下，窺探似乎變成了一件全民參與的事件。
機器學習的機制下，情報的定義變了。
依據《孫子兵法》的說法，情報等於諜報，往往是透過秘密手段搜集來的、關於敵對方外交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有價值的資訊。以前的情報工作，只需要追蹤那些重要的、有明顯價值的資料線索。
而隨著人工智慧這一新技術的出現，透過巨量資料來進行無監督學習，大大提升了情報採集、分析的效率和規模。情報資料的泛化，也驅使監控範圍進一步擴張，間諜軟體數量的迅速增加。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運營的一家公司Oceans' EdgeInc.表示，它有一種行動窺探技術套件的專利技術，可以將一種類似特洛伊木馬的程式秘密地安裝在手機上，將手機設備的所有內容推送到外部資料庫。
可以想見，未來情報資料和個人隱私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
數位工具的下沉，情報的物件變了。
原本需要由專業情報人員傳遞、整理、分析後的資訊，隨著數位工具及服務的大眾化，很多情報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任何擁有手機和網際網路連接的人都可以收集或分析情報。
比如俄烏戰爭，最重要的情報並非來自機密資訊，而是普通民眾上傳到社群網路的手機圖片GPS定位，來判斷敵方的行軍路線和位置。借助Google Earth之類的工具，普通人也能夠從成千上萬顆衛星提供的圖像中發現核工廠之類的蛛絲馬跡。
這意味著，國家不能像冷戰時期那樣控制情報的收集和分析，情報戰爭正在演變成一場人民戰爭。培養公眾的情報意識，正在成為一個關乎國家安全的新課題。
窺探活動泛化，情報的應用場景也變了。
技術發展也促使更多的人有機會、有需求引入情報工具，以進行窺探活動。一個最典型的變化是，自從疫情暴發以來，隨著遠端工作的流行，很多情報軟體、監控軟體開始被應用到員工管理上。
一家軟體監控公司Controlio的銷售額，就在過去一年裡增長了兩倍，客戶分別來自IT公司、金融服務公司、呼叫中心和諮詢公司等行業。有的雇主還會在員工的設備上安裝隱藏軟體，來追蹤員工的運動軌跡，記錄通話和應用程式使用情況。中國某公司對員工的監控行為就精細到了音樂、影片等App的使用；有些公司為員工安排了智慧型坐墊，何時離開工位都能被HR監測；還有的企業引入了員工行為監測系統，以提前獲知員工是否有跳槽意向……
辦公和家庭之間越來越模糊的邊界，推動了新的監控場景，以及商業間諜軟體的發展。這意味著新的工作文化正在磨合與碰撞中產生，管理者如何將信任傳遞給員工，員工如何在生產力和隱私之間找到清晰的界限，剛剛踏上探索的道路。
從IC到人工智慧，最尖端的技術一直被率先應用在間諜活動和情報工作當中。和平與信任在人類歷史上確實是稀有物品，只要還存在競爭與博弈，窺探的欲望就難以避免。 隨著地緣政治重塑我們的世界，未來間諜技術對於國家安全來說，仍然至關重要。智慧型監控和資料情報化，將會進一步擴大它們的規模和範圍。 窺探，從來都不是秘密，它只會在一次又一次重大公共新聞中與我們不斷相見。
加入電腦王Facebook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