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某個晚上，美國東北大學跨學科科學與工程綜合大樓（ISEC）裡正在進行某個「大工程」。
根據隱私研究所博士生Maxvon von Hippel回憶，當天晚上，學校正在樓裡的所有桌子下安裝感測器。ISEC也是研究監控的「網路安全和隱私研究所」所在地。
由於安裝活動是在夜晚進行的，學生們對此並不知情。Von Hippel他們也只被告知，這是「課桌使用」研究課題的一部分。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學生知道這件事，訴諸學校無果後，於是他們決定自己動手把這些感測器拆掉，還寫了相關開源指南。
模糊焦點，呼籲學生「相信學校」
其實在過去幾年裡，類似的監控在大學和日常生活的都有增無減。
東北大學的ISEC就是一個「兵家必爭」的象徵性建築，因此學校嘗試研究辦公桌的使用情況，以便擴大或最佳化使用，這可能是有意義的。
Von Hippel就表示，「在疫情流行期間，電腦專業的學生也太進辦公室了，除了安全方面的考量外，寫程式也不需要你真正待在辦公室」，「如果你繞著這棟樓走一圈，你就會發現大部分教室都是空的；作為學校用於宣傳的建築之一，行政部門也十分困擾，他們需要吸引更多學生重新回到教室裡來」。
但是，當這一事情被學生們知道後，紛紛表達了自己對感測器以及該行為的擔憂。
資深副教務David Luzzi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到，安裝感測器「目的在量化目前在實驗室外的寫作區和計算研究辦公桌分配的座位的使用情況」，目前學校已經部署了「Spaceti佔用監測系統」，用於檢測「辦公桌是否被佔用」。
Luzzi補充說，這些資料是匿名的，重要的是這些彙集起來的「主題」（theme），並非專注於個人在指定桌子上的時間，不用於評估，也不與學生主管共用。
在這封郵件之後，在ISEC舉行了一次臨時的傾聽會。
聽證會上，Luzzi呼籲研究生「相信學校」，並且堅稱「不是什麼科學實驗」，以防止學生們向IRB（倫理委員會）尋求辯護。
根據Von Hippel回憶，Luzzi突然出現的時候，大部分人都還在工作，「我們有論文ddl和各種工作，他也沒有提前告知」，同時整個過程中Luzzi表現得「很傲慢，無視我們的問題，並說這很有成效」。
他很高興能與學生們一起溝通，為此尋找一個解決方案，這很荒謬，因為學生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拆掉感測器。Von Hippel寫到。
從自發攻擊到學校主動拆除
此後，事情就開始變得有點不可收拾起來。
專門研究監控和扭轉危害的隱私研究所學生開始著手拆除這些感測器，他們攻擊感測器，並製作了一個開源指南，以便更多學生能加入陣營。
即使學校方面聲稱這些設備是安全的，資料是加密的，但隱私研究所的學生瞭解到情況並非如此。「包括我在內的學生需要都需要在正式使用系統前深入探索到其缺點。這樣我們能夠更好地解釋設備的不好之處，為什麼它們不起作用」。
在駭掉這些設備後，學生給Luzzi和校長Joseph E. Aoun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正式拆除這些感測器。「對經常揭露技術危險的研究人員部署桌面下的跟蹤系統，在經常吹捧這些研究人員成就的大學裡可以說是十分糟糕的。在最壞的情況下，這能引起對留住人才的關注，將會給東北大學帶來嚴重的聲譽問題」。
這之後舉行了第二場聽證會，Luzzi表示，安裝這些設備不需要經過IRB批准，因為感測器「並不特別感應人類——而是感應任何熱源」。
可以想見，在聽證會後，更多的感測器被學生自行拆除，甚至被放入大樓大廳的一個「公共藝術作品」中，上面寫著「NO!」。
情況急轉直下後，Luzzi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安排了第三場會議。
在會上，Luzzi仍在試圖平息學生們對這項研究的擔憂，即這項研究具有侵略性，計畫不周，成本高，而且可能不符合倫理。Luzzi說，他們向IRB提交了一份提案，但有教員透露IRB從未收到任何提案時，他隨即承認這從未發生。
Luzzi還試圖將這些擔憂歸咎於隱私研究所的特殊情況，因為相對於其他研究生而言，「你們的生活經歷更以辦公桌為中心」。
之後，Von Hippel在推特上記錄了從秘密安裝感測器到聽證會的整個事件時間線。幾個小時後，感測器被移除，Luzzi寫了最後一封郵件，「鑒於一些研究生對在ISEC內收集辦公桌使用資料的專案表示擔憂，我們將從大樓內撤走所有感測器」。
如何避免「低劣技術採用曲線」
在監視逐漸成為一個預設的當下，東北大學的抗爭具有相當的意義。
在Von Hippel看來，這次成功部分歸功於電腦系工會成員已經飽和，所涉及的大量學生都沒有加入工會；更普遍的是，大學的研究生並不在國家勞工局的官方工會之下。
不過儘管如此，每當大學提出苛刻的條件或不道德的要求時，研究生仍然有權利提出自己的訴求。
Von Hippel表示，「研究生所掌握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罷工。從根本上說，大學就是靠研究生來運轉的，教課也好，助教也好，研究生的數量是十分驚人的。如果班級裡有數百名大學生，沒有研究生來給作業打分，這些班級根本無法運轉」。
「電腦科學系能夠迅速組織起來，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是工會成員，都簽了卡，而且都通過工會聯網了。一旦發生類似的情況，我們可以透過工會管道進行溝通。成員們會進行會面，當面談論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套大家認可的解決方案，然後採取行動」。
關鍵就是要做到反應迅速，尤其是當越來越多系統因虛假或其他原因而採用感測器時。目前，在卡內基美隆大學，以及公立學校系統感測器越來越頻繁地被使用；同時在其他諸如軍事化和監禁環境中，也能看到感測器的身影。
這些推廣活動是CoryDoctrow所說「低劣技術採用曲線」（shitty technology adoption curve）的一部分。在這一曲線中，可怕的、不道德的技術被正常化和合理化，官方變換著不同的藉口將其部署到日常生活中，從移民、囚犯、乞討的人開始，逐漸向上拓展，到學生、承包商、未加入工會的工人。當這些技術到達那些關注和反對的聲音最大、最容易被拒絕的人時，該技術早已被廣泛使用。
但是也需要人情現實，不是每個研究生都願意罷工，也不是每個研究生都有能力離開一個拒絕停止推出監控項目的項目。
但是，諸如工會、罷工基金、通信基礎設施這些集體行動機構在確實能夠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
資料來源：
- ‘NO’: Grad Students Analyze, Hack, and Remove Under-Desk Surveillance Devices Designed to Track Them
It’s Not Science, Just Surveillance (and it's Under Your De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