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Google一直以來以「共享全球訊息」、「不作惡」作為企業文化價值觀而受到廣泛讚譽。正是因為這種高度開放、透明且極具道德使命的企業文化，當然還有優渥的薪酬待遇、員工福利，讓全世界無數工程師和技術極客們爭相投入它的懷抱。
不過，隨著從幾千人擴展到幾萬人規模，再從北美擴展到全球，Google也必然要開始不斷平衡處理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員工的的多元共存和和諧共處，也必須開始面對公司持續發展與原有價值觀念衝突的大公司病等一系列問題。
人多了團隊不好帶，這可能是Google近兩年來最深刻的領悟。撕開Google「自由、開放、包容」面紗的第一個傷口是2017年的一次「女性程式設計師不如男性」的性別議題。
一位名叫James Damore的男性程式設計師在Google內部論壇發表了一篇名為《Google意識形態回音室》的長篇文章，核心觀點指出Google提倡的多元化觀點帶有太強的政治意味，他認為男性和女性的工程師水準差異是由於生理原因造成，因此Google不應該將性別差距等同於性別歧視，不能因為一位追求「性別平等」這種政治正確就過分強調女性工程師的比例。Damore建議Google要取消員工多元化計劃，特別是性別多元化計劃。
此文一出，立刻在Google內部引發軒然大波。要知道，性別、種族、性取向平等一直是美國主流社會所倡導的政治正確文化，表現在公司中，就是在男女、種族等方面的比例平衡。在矽谷以及Google，這一問題成為不容質疑，也不容置喙的一條紅線。
早在這件事情之前，Google其實已經飽受「性別歧視」之苦，美國勞工部就對「Google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問題發起質詢，而Damore作為Google員工用這篇充滿「社會達爾文」色彩的論文直接來回嗆政府的性別歧視調查。可以想見，當時的Google一定恐懼不案。CEO皮察第一時間從休假狀態回來，將Damore開除，徹底跟他劃清界限。
但有意思的是，並不是所有Google員工都是這麼想到。據報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是支持Damore的觀點。被開除的Damore反過來起訴了Google，認為Google對他進行了「性別歧視」，只因為他的一名白人男性。一批支持者為Damore發起了群眾募資，支持他反抗Google的不公正裁決。
反對者當中，有認同他的生物學解釋的，認為女性的程式編輯能力在生理上就不如男性，也有人認同他的「反多元化」觀點，直指矽谷一直向「政治正確文化」妥協，為保持男女比例，降低對女性和少數族裔的錄用標準，傷害更有實力的人才的機會公平。
實際上，女性佔比過低，除白人、亞裔以外的人種佔比過低是矽谷科技公司面臨的不爭事實。但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問題，而是源自從數百年間家庭、學校、社群所塑造出來的性別和種族差異。這種差距理應通過各種努力縮小，而不是因為眼前的利益考慮而去變為「鐵律」。這是比「政治正確」要更高層次的人類平等的要求。
但對於當事人而言，則沒有人想在這種為「改變不公平而製造不公平」的競賽中落得下風。Google在辭退Damore上沒有太大紕漏，但是它也陷入了一種「不能寬容不寬容者」，的悖論。
一方面Google必須要透過制裁「錯誤觀點」來平息紛爭，一方面又等於違背自己主張的「多元化」的企業文化。不管Google管理層怎麼做，Google內部的分裂依然出現。
從「不作惡」到「做正確的事」：Google如何改變初心？
性別議題只是Google面對內部價值觀分裂的一個問題，後面Google官方在一些核心價值觀問題上的決策則讓其站在了全體員工的對立面上，被放在道德的審判台上反復炙烤。
2018年2月，Google代號為Maven的專案遭到對外洩露。這一項與國防部合作的專案意在將AI運用到軍事武器當中，這既違背了AI不能用作濫殺無辜的戰爭武器的業界共識，又違背了Google自身的不作惡的價值觀，一時間，超過三千名的Google員工簽署了一封聯名公開信，要求Google停止「Project Maven」專案。Google隨後確認不再繼續這一合約。
同一年，被稱為「Android之父」的Andy Rubin被指控性騷擾而不得不離職Google，但是Google並未按照其他性騷擾者應受處罰的方式來追究他的責任，甚至在其離職的時候仍然給與了9000萬美元的巨款。這一醜聞曝光之後，Google在全球50個城市的兩萬名員工開始走上街頭，抗議Google的這一「邪惡」行為。
這些事件的發生同時伴隨著Google一系列的「迷惑行為」。這一年，Google刪除了其著名的「不作惡」（Don't be evil）的座右銘，換成了「做正確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但顯然什麼是正確的事是由其官方界定的。另外，街頭抗議事件發生後，Google的兩位創始人始終沒有做出任何溝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強出席了一場溝通會，但也沒有對員工的問題做出什麼正面回應。員工的投訴業務也從HR部門變為外包機構來負責。Google引以為傲的「TGIF」（Thank God It's Friday：謝天謝地星期五）活動也改成了每月一次，並且對溝通議題進行了限制。
相應的，Google的「公開透明」的管理機制也被推翻，2019年4月，Google宣布了限製檔案存取政策，員工只能存取需要知道的資料，而違反者將被解僱。這可能是Google對幾次秘密專案被洩露所做出的應對之策。
既然政策出爐，Google就不是鬧著玩的。2019年底，有四名員工被Google開除，官方給出的理由正是因為他們違反了上面說的資料安全政策，看了不該看的內容，存取了不該存取的訊息。但實際上，根據被解僱員工的說法，他們很可能是因為或多或少地參與了近一年來的維權和罷工事件而遭到了政治報復。而有些員工則因為反對公司的一些決策而遭受排擠而選擇主動離開，其中包括在Google罷工維權事件中的組織者和提出異見觀點的激進主義者。
Google正在遭遇要發展新興業務，例如和政府合作軍用AI技術，與原有的企業價值產生了衝突，官方的作法是力求保持原樣的方式靜悄悄地賺錢，而那些大部分被自由開放文化感召的員工則成為Google「原教旨」文化的捍衛者。那麼，Google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就解決掉「提出這些問題的人」。
不寬容：Google終於長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曾經一度很好奇，Google為什麼會把「不作惡」當作企業的核心價值。就在關注Gebru被「離職」的事件中，終於看到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一個解釋。
原來「不作惡」（Don't be evil）當中的「惡」（Evil），原來是Google成立之初正如日中天的微軟。那時的微軟剛剛將網景（Netscape）瀏覽器踩在腳下。「切斷網景的氧氣管，把它碾碎」是當時微軟內部郵件裡的檄文。現在慈眉善目的首善比爾蓋茲在當時的媒體和文藝作品中是科技界極惡的暴君形象。
看到微軟手撕網景的經過，Google的兩位年輕創始人不免心有餘悸。從成立之初，就希望自己避免被微軟視作眼中釘，也避免自己變成微軟這種踏平一切潛在對手的寡頭樣子。
如今，Google不僅在微軟帝國的夾縫中生存了下來，而且經過20年的發展終於長大成了「自己曾經討厭的樣子」。
2020年7月29日，讓我們記住這一天，Google連同Apple、Facebook、Amazon這四家分別在各自的領域成為了典型的壟斷代表，四名CEO同時被美國國會叫到了不公平競爭聽證會的現場。其中，Google在網路搜尋引擎上面不可撼動的壟斷地位，確保了它在數位廣告業務上面絕對的發言權和自我監督權。
因為沒有外界監管，Google長期以來是自己要負起監管自己的責任，以確保其在數位廣告的投放效果和對於使用者隱私保護等問題上做到「值得被信賴」。而隨著壟斷地位的日益鞏固，Google為了實現更多的利潤，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透支自己在「自我監管」上所樹立的企業文化的品牌資產。
反正客戶和使用者離不開我，反正一些員工來了或者走了，對於大局影響也不大。只要在枱面上或者大原則上，上不觸動政府的逆鱗，下不激起大眾的民憤，Google官方自然而然傾向於一種日趨保持穩定和權威化管理的企業文化傾向。
Google這家「非傳統公司」正在遭遇「傳統危機」，它要親手一點點拆除自己所親手建立的「鼓動反抗、鼓勵質疑」的員工文化。
當公司利潤和利益與價值觀訴求衝突時，究竟應該堅守利潤，還是維護價值觀？其結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也就理解了之前Google為什麼會背著大部分員工偷摸開展一系列只為「賺錢」的專案，也理解了為什麼一旦員工開始質疑或者批評公司，就會遭到直接地或間接的打壓和辭退。
回到Jeff Dean和Timnit Gebru的這場「被迫主動離職」的風波當中。我們顯然看到了Timnit Gebru在Google中只是被定義為一個對外宣傳「多元化」的花瓶角色，Google並不太需要她真的去研究什麼，只需要她的女性、少數族裔的身份在那裡就可以了。而一旦Gebru真得開始行使自己的理論家的角色，對Google的產品進行質疑（不管對不對），Google高層的第一反應就是盡快去掉這個麻煩，不惜以上熱搜排行的方式來解決掉這種「多元化」的聲音，而他們卻真得沒有考慮過真正用公開透明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研究論文的審查問題。
當然，從人家Google管理層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值得討論，把自己的AI技術捧得高高的，把AI的生意做的大大的，這才是他們更關心的問題。
從這一層意思來說，Google確實是成長了，也成熟了，是該好好接受一次反壟斷審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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